钱宗仁，1944年生于湘乡市东郊乡浒洲村。1955年考入湘乡第二中学，各科成绩优秀。

　　1961年参加全国高考，总分列全省前10名，清华大学招生小组正准备录取，因政审中有“追求资产阶级享受”而作出“不宜录取”的结论。1963年，回二中复习两个月，以社会知识青年的名义参加高考，被哈尔滨工业大学精密仪器系录取。当时正值“四清”，公社党委书记认为富农子弟入大学是“阶级斗争”新动向，不准上学，并去函要求取消入学资格。哈工大十分惜才，把钱编入6312班跟班学习，同时派专人去湘乡进行调查协商，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协商，公社坚决不允许，12月，哈工大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派专人把他送回湘乡。1964年高考，9次去公社申请报名，9次被拒之门外。高考的前一天，他特地跑到县城的考场外看了一遍，痛哭了一场，并写了一首《别考场》的诗：“理想崇高志永恒，常将寸步比长征。六年求学关山阻，三次临场剑戟横。如此登科笑范进，毋宁报国走‘零丁’。深藏答案待时到，卷面平平路不平。”

　　从此，他的全部精力都耗在成才之路的艰难险阻之中了，经历了常人所想象不到的磨难与苦楚。1964年8月，他只身到了新疆阿克苏实验林场当了一名工人，在戈壁滩上植树造林。白天，他辛苦劳动；晚上，用一个墨水瓶做了一盏小油灯，坚持学习。每个星期天，都步行十几里去阿克苏图书馆看一天 书，读了不少中外名著，并开始写作。第二年，在《新疆文学》及《新疆日报》上发表文艺作品；为场里的文艺宣传队创作了大量节目。

　　文化大革命中，被列为“黑七类”，屡遭游团、批斗、脚镣手铐和严刑拷打，在任何恶劣的情况下，坚持默默地背诵诗词、数理化公式。1950年5月，当作“阶级敌人”被押回湘乡改造。在水利建设中，往往应用数理知识协助大队、生产队制定最佳方案，收到了良好效果。他想要学艺而得不到公社手管会批准，便自学木工、漆工，竟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师傅。

　　1974年落实政策，重返阿克苏实验林场，在戈壁滩上筑路。这段时间比前段要安定，抢时光继续自学。利用废纸及两本字典，研究汉字的笔划结构，1975年制成“汉字笔顺号码检字法”，当时较为先进并具有发展前途，因为无人推荐而被埋没。

　　1978年，他数学方面惊人的解题能力被当地老师及教育部门发现，调林场子弟学校以工代教。这时候，他的妻子迁去阿克苏，没有工作，又有了孩子，家庭负担十分繁重，他仍然坚持自学，常常一手抱着小孩，一手演算题目，还要挤出时间去打家具，卖钱接济生活。他实行5小时睡眠制，三年里牢记了5000个英语单词（中学时学俄语），做了20册练习题，写出40多本笔记，至1981年学完了8门大学课程，4月参加新疆广播师范大学毕业考试，以几乎全是满分的成绩取得了毕业证书。9月又考取西北大学数学系刘书琴教授的研究生，在该专业26名考生中名列第一。为了争取这个名额，他花去近半年时间，奔走于新疆、西安、北京、湖南等地，写了申请材料几十万字，得到许多知名学者、专家、记者的推荐和支持，但终因年龄超过两岁而未被录取。1982年，北京工业学院杨维奇教授决定破格招收他为研究生，并征得教育部的同意，又因档案被丢失，折腾来，折腾去，还是没有成功。尽管他屡遭挫折，精力耗尽，还是在微薄的工资里节约些钱去买学习资料，每天吃饭、洗脸、走路、上厕所都利用作学习时间，不惜用生命去换取知识。阿克苏地委宣传部长宣惠良很了解很赏识很佩服他这个人才，花了20个月的时间为他奔走呼号，打通了许多关节，到1983年春才把他调入塔里木农垦大学当了一名数学教师，才使他结束了20年的坎坷生涯，成为了干部。他念念不忘学习，后经学校同意，去北京工业学院数学系进修。

　　1984年4月，上海《文汇月报》第4期发表了《胡杨泪》，介绍了钱宗仁二十年的艰苦奋斗历程，称他是“一株扎根在阿拉尔的胡杨，一个被忽略的倔强的灵魂”。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李锐同志看过以后，忍不住立即作文向《人民日报》推荐，《人民日报》登出之后，全国各大报纸30多家相继转载，不少省广播电台先后全文转播，全国千千万万的读者无不深受感动。海外许多人士接连来函，表示免费支持他留学深造，他都婉言谢绝，决心要终身报效祖国。1985年3月他调入《人民日报》当记者。他努力学习新闻理论，熟悉报纸业务，实践记者采访，涉猎新闻学、社会学和人才学，着手撰写这方面的心得和文章。正准备9月1日到海外版副刊上班，不料8月26日外出时晕倒，住入北京军区医院，诊断为肝癌晚期。10月1日凌晨2点溘然长逝，享年四十一岁。